二、作為中國工業化的先導產業，紡織工業在二戰后幾年間和新中國建國前夕的歷史場景
如果從李鴻章創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在1890年竣工投產算起，到二戰勝利后的幾年間，中國紡織工業已有五、六十年的歷史。講二戰后幾年間中國紡織工業的歷史場景，實際上是講新中國紡織業賴以起步的工業基礎，講新中國紡織工業大發展的出發點。
上海機器織布局。
二戰勝利后幾年間，中國紡織業出現了既是迅速恢復、發展，又是困難重重（特別是幣值嚴重波動，企業經營困難）的復雜局面。但卻又是涌現許多"成功企業"、名牌產品的時代，很值得作一番系統回顧。
1946~1948的幾年間，在500萬棉紡錠、50萬臺棉織機、13萬毛紡錠、2千臺毛織機、14萬緒繅絲設備、4萬臺絲織機、3萬麻紡錠、近千臺麻織機，以及全國各地數以千計的中、小、微型染織企業、針織復制企業、服裝企業烘托下，紡織工業總體上恢復到二戰前夕（1936年）的水平。并在產品結構、紡織染工藝技術方面有所發展。1947年全國生產棉紗150萬件（27.2萬噸）、棉布27.9億米。生產規模很有限，但在當時社會購買力很弱的情況下，各類紡織品的市場競爭卻甚為激烈。
上海、青島、天津三市的紡織業產能，此時大體占全國紡織工業的2/3。這三個紡織工業主要基地，以及蘇南、杭嘉湖、武漢/重慶、西安/咸陽、廣州/佛山、冀中/豫北、遼東半島等地的紡織業，此時都出現大體上正常發展的局面。上海的楊樹浦地區、曹家渡地區，青島膠州灣沿岸的"四方---水清溝---滄口"一線，天津的海河兩岸，此時幾乎都是紡織工業的天下。
作為二戰的勝利成果，由公營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接管的69個大中型日資紡織企業（豐田、日華、內外棉、鐘淵、大康、同興、寶來、上海紗廠、隆興紗廠等"紡績株式會社"；包括38個棉紡織廠、13個印染廠、6個毛紡織廠、1個麻紡織廠、3個絲絹紡織工廠、2個針織廠、5個紡織機械器材廠、1個化工廠），此時生產、經營和企業管理已走上軌道。
其名牌產品如龍頭細布、五福市布、四君子嗶嘰、水月牌漂布等，量大面廣，主導著全國的棉紗、棉布市場（新中國建國初期，國家甚至將龍頭細布的市場行情，作為計算幣值的"折實單位"的四項要素之一。文革初期，王洪文依托上海國棉十七廠等幾十個紡織工廠鬧事。都不是偶然的）。
民族資本紡織企業，到此時也已形成頗為可觀的工業規模。并有許多企業由于經營管理得法，已在棉、毛、麻、絲紡織各行各業中脫穎而出。
棉紡織業。
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和優勝劣汰，此時已出現申新、永安、大成、大生、華新、裕大華、誠孚等七大系統（集團）并列爭雄的局面。"七大系統"的棉紡織工業總規模，已達到150萬錠左右，占了全國棉紡織工業的30%。
由無錫榮氏家族榮宗敬、榮德生創辦的申新紡織公司，在20世紀前、中期先后創建了九個大中型棉紡織廠。并創辦了"中國紡織染學院"，自己培養高級紡織人才。6個廠設在上海，3個廠分設在無錫、武漢、重慶。總規模為60萬錠左右。設在上海滬西澳門路的"申新九廠"，其前身是"上海機器織布局"，規模宏大，設備優良，并以科學管理見長，當時是中國民族資本工業數一數二的大企業。"申新"系統各廠采取多品牌策略。其第一紗、布品牌"人鐘"，寓意"警鐘長鳴"，倡導愛國。其他的一些品牌如"金雙馬"、"金鐘"、"寶塔"、"龍船"、"福壽"、"文明結婚"、"童子軍""招財進寶"等都很通俗并易記易懂。申新九廠生產的"金雙馬"棉紗，當時在中國紗布市場上赫赫有名。"申新"系統實力雄厚，當時在中國紡織業舉足輕重。新中國建國后不久，毛主席就去申新九廠進行視察，不是偶然的。榮氏家族后人榮毅仁思想進步，見識超群，引領全國工商業界走社會主義道路，先后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國家副主席等要職。
南通紡織染傳習所。
由澳大利亞華僑郭樂、郭順、郭泉等兄弟在上海創辦的"永安紗廠"系統，到此時已擁有五家大中型紗廠、一家印染廠。總規模21萬錠左右。其主要品牌是"金鼎"和"金城"。金城牌42支股線，在當時中國紗布市場上是紗布行情的晴雨表。郭氏家族同時又是中國第一流"大百貨公司"永安公司的創辦者、擁有者。工、商兩業相輔相成，加上特別重視輿論、宣傳（辦有社會影響很大的"永安月刊"），其社會地位幾與"申新"并駕齊驅。其后人郭棣活在新中國建國初期由于"永安"系統對國家財政經濟的重大貢獻，曾受到毛主席親切接見。
由劉國鈞創辦、并以抗日戰爭初期"工廠內遷"壯舉而受到國人尊敬的常州"大成系統"，在其親屬劉靖基、查濟民協助下，到此時已擁有四個大中型紡織工廠，成為蘇南地區最大的紡織企業。其主打產品花布、絲光卡其、絲絨、燈芯絨等，此時已開始在市場熱銷（后來在五、六十年代發展到引領全國市場）。
由張謇創辦的南通"大生"系統四個工廠，因張謇同步創辦"南通紡織工學院"而具有人才優勢，因張謇同步推進南通植棉業而具有原料資源優勢，此時在平穩發展著。
由中南、金城兩家民營銀行投資創辦、委托童潤夫主持的"誠孚紡織公司"管理的四家大中型棉紡織廠（天津恒源紗廠，北洋紗廠，上海新裕一、二廠），因兼有資金優勢和人才優勢（同步創辦知名度很大的"誠孚紡織專科學校"），此時全公司正處在上升期。
由周學熙先后創辦的青島、天津、唐山、衛輝等地四家"華新紗廠"，到此時已發展成為華北地區最大的民族資本紡織企業。
由徐榮廷、蘇汰馀創辦的"裕大華系統"武昌裕華紗廠、石家莊大興紗廠、西安大華紗廠和重慶裕華紗廠、成都裕華紗廠、廣元大華紗廠等6個紗廠，此時已發展成了華中、華西地區最具實力的紡織集團。
印染行業，此時出現了一大批名廠名牌。包括：濟南東元盛漂染廠的漂布、色布；由陳孟元創辦的青島陽本印染廠"大花布"；由謝克明創辦的上海仁豐印染廠生產的陰丹士林蘭布，到此時更是已名揚全國，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穿著最為普遍的衣料。
以"白貓花布"聞名的上海新豐紡織印染廠，此時正處在生產經營的黃金時期。樹立在上海跑馬廳（現人民廣場）附近靜安寺路上的"白貓花布"大廣告牌，以其"唯美"現代女性形象轟動全上海，至今還可以在"百度"網上搜索到。
毛紡織工業。二戰后幾年間，在與卷土重來的歐美各國優質呢絨、毛線的商戰中，涌現了章華花呢（由劉鴻生創辦的章華毛紡廠）、協新派力斯（協新毛紡廠）、仁立海立斯（天津仁立毛紡廠）、扺羊牌毛線（宋棐卿創辦的天津東亞毛紡廠）等名廠名牌毛紡織品。新中國建國前夕，劉少奇在東亞毛紡廠與宋棐卿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一席著名談話，其歷史背景正是"迅速發展中的天津民營紡織業"。
美亞綢廠面料制成儀式。
絲織業。由蔡聲白創辦并以科學管理出名的（上海）美亞綢廠，此時已發展成為龐大的企業集團。"美亞絲綢被面"當時已在全國各地暢銷。
針織業。由五位"海歸"人士任士剛、羅慶藩、楊光啟、錢箕傳、梁悟庵在1924年創辦的上海"五和織造廠"，其鵝牌汗衫、衛生衫，以其優良服用性能和極其高明的廣告宣傳，此時已在全國范圍暢銷，并大量出口。五和針織廠當時在上海跑馬廳附近那塊"草坪上的五只白鵝"立體廣告，使整個上海灘迅速認同了"鵝牌汗衫"，堪稱中國廣告史的首項杰作。由五和廠安排的"游弋在杭州西湖上的五只鵝型小船"，也堪稱廣告杰作。
創辦于1930年的上海瑩蔭針織廠，其內衣先是取名"雙槍"牌，后在1936年改為"三槍牌"；這個新穎并易記的品牌設計，其實是瑩蔭廠愛好射擊運動的經理干庭輝，在"連中二元"、"連中三元"后的神來之筆。就靠著這項高明的品牌戰略，這家針織廠在此時已開始贏得社會知名度，為其后身"上海針織九廠"發展壯大為上海"三槍集團"奠定了基礎；并在蘇壽南主持下取得巨大成功。
上海"三槍集團前身是以生產三槍牌內衣著稱的上海針織九廠。
紡織復制行業。早在二戰前就名揚全國的上海三友實業社，因其在淞滬抗戰時的愛國行為受到國人器重。到此時，其主打產品西湖牌、三角牌毛巾，在市場上正如日中天。
由李康年在1937年創辦的萃眾毛巾廠"鐘牌414毛巾"，由于品質優良而且商標設計高明，到此時也已發展成為全國名牌紡織品。"414毛巾"，當時在上海家喻戶曉。說來可笑，所謂"414"其實是寓意"試一試"。
原來規模不大的上海"大統被單廠"，在閔淑芬、范成森等技術專家（同時又是進步人士）主持下，在被單藝術設計方面作了巨大創新，這個時期已發展成了全國被單行業第一品牌。
服裝工業。剛剛開始由"手工制衣"轉向"工業化成衣"的服裝業，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兩個名廠名牌。
由傅良駿創辦并推行科學管理的上海新光內衣廠，采取"織造--漂染--制衣--銷售"一條龍經營模式推出的"SMART（司麥脫）"襯衫，兼顧商品品質和時尚，并兼顧適合國情的產品價位，到此時已發展為中國銷量最大的中上等襯衫，當時已在工商業界享有"中國的ARROW襯衫"之譽。連"新光內衣"股票都在證券市場成了熱門。
新光內衣染織整理廠的工人們在學習裁制服裝。
由陳漢泉創辦的上海"永新染織廠"推出的A.D.K風雨衣，也是采取"織造--染整--制衣"的經營模式，實現防雨（WATERPPOOF）卡其布和風雨衣設計的趕超英、美同款產品。本為"紅幫裁縫"事業成功人士的陳漢泉，對A.D.K這個品牌的設計也相當高明。令人莫測高深的A.D.K三個英文字母，原意竟是"AMERICA DRESS KING"這個中國式英語（洋涇浜英語）的縮寫（后來又在內部解釋中將"AMERICA"改為"ASIA"）。風雨衣本是歐美中上等人士的時尚衣著。"A.D.K雨衣"這個商標，不僅當時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很吸引人，即使在現今中國也是很巧妙的"時尚衣飾"品牌設計派路。
今天這個講稿，主旨是對中國紡織業實現"紡織大國崛起"歷程作一總的回顧。我在這一節里專門講講70年前中國紡織工業的具體歷史場景，希望有助于各位對中國紡織工業的早期工業基礎，形成一些具體的概念。
同時我還想，上面講到的一些在市場經濟中涌現的"成功案例"，例如鵝牌汗衫、SMART襯衫、ADK風雨衣、三槍牌內衣、鐘牌414毛巾、陰丹士林布、白貓花布、龍頭細布、寅豐花呢等等，對于紡織系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品牌戰略，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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