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奧肯定律”指出：“失業率與GDP增長率二者呈反方向變化的關系。即高增長率使失業率降低，低增長率則會提高失業率”。如果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中國目前GDP增速放緩和就業水平持續提升之間的矛盾現象顯然不符合“奧肯定律”。但奧肯定律給出的“失業率”與“GDP增速”之間的具體關系是“失業率每高于自然失業率1%，實際GDP便低于潛在GDP2%”。顯然奧肯定律中的GDP增速不是單純的實際GDP增速，而是實際GDP增速和潛在GDP增速之差，或者說是“產出缺口”。因此如果短期內一國的潛在GDP增速不變，產出缺口的大小直接由實際GDP增速決定，從而實際GDP增速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的就業水平。但如果潛在GDP增速出現變化，則情況會變得復雜，需要重新考量。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結構轉型”，增長驅動因素從出口和投資向消費轉型，與之相匹配的是服務業占比不斷提升。2013年服務業占比首次超越工業，之后在2015年服務業占比首次突破50%，截至2017年前三季度，服務業占比已經接近53%。服務業占比提升的同時，全社會勞動力也持續流入服務業。從2012年至2016年短短5年間服務業勞動力占比提高了7.4個百分點至43.5%，但同期第二產業（工業+建筑業）勞動力占比卻下降了1.5個百分點至28.8%。這種情況顯然符合著名的“鮑莫爾-福克斯假說”：如果一個經濟體中分別有技術進步的“進步部門”和無技術進步的“停滯部門”。假設相對于“進步部門”，“停滯部門”的需求收入彈性較高，但需求價格彈性較小，因此 “停滯部門”需求會伴隨著工資上漲而較快增長，則勞動力會從 “進步部門”流向“停滯部門”。服務業相對制造業而言屬于典型的“停滯部門”，居民收入增長會增加對服務的需求，因此會提升了服務業的消費比重，而且增加了服務業的就業率；其次，服務業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使得服務業質量改善和平均成本降低，進而導致制造業對服務業的生產和需求增加；最后，服務業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只能通過增加勞動力投入來增加產出，由此也會促進就業。雖然需求增長和服務業專業化水平的提高都能解釋服務業就業率的增長，但鮑莫爾-富克斯假說特別指出，但其主要原因還是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滯后。
如果我們在“鮑莫爾-富克斯假說”的基礎上來重新審視“奧肯定律”，就會發現中國“經濟增長下臺階，就業市場上臺階”背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結于近年來經濟轉型過程中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從現實角度來看，服務業相對于制造業而言，勞動密集型特征比較明顯。特別是在轉型的初級階段，較為低端的消費性服務業（衣食住行相關）發展較為迅速，而這些行業的勞動密集型特征更為明顯。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發展會帶來兩個結果：一方面，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吸收剩余勞動力效果明顯，甚至在剩余勞動力枯竭的情況下，出現與制造業競爭勞動力的情況，造成勞動力從制造業部門向服務業部門流動的現象；另一方面，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相對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工業而言勞動生產率較低，較低的勞動生產率會拉低整體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而且這種“拉低效應”會伴隨著服務業在整個經濟中占比上升而逐步增強。雖然目前對中國潛在增長率的估算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普遍認同中國潛在增長率近年來持續下行的趨勢。如果我們把中國目前的結構轉型因素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考慮到“奧肯定律”中的話，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實際GDP增速的持續放緩是伴隨著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話，那么實際GDP增速的放緩并不一定會帶來產出缺口的擴大，由此實際GDP增速放緩對就業的負面影響也就不是線性關系了。
我們認為未來幾年內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向好和國內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下回持續復蘇，但由于復蘇是伴隨著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因此基本面改善未必會像過去那樣反映在GDP增速的提升上。因為潛在經濟增長率中樞可能會因為像“鮑莫爾-富克斯假說”描述的那樣，由于服務業占比持續提高而繼續下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還是希望通過貨幣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控把實際GDP增速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其結果會推高物價形成通貨膨脹以及催生資產價格泡沫。反之，如果貨幣財政政策的操作目標是把實際GDP增速向潛在經濟增長率拉近的話，那實際GDP增速可能依然會維持在相對低位，甚至繼續下行。但我們認為只要就業不出問題，經濟增速無論是快一點或者慢一點都不是問題。其實我們已經看到政府開始轉變思路，放棄過去的唯GDP論：在十九大報告指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重心從速度轉向質量，而且在“三步走戰略”中淡化的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這些都說明未來政府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進結構性改革來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
那么我們是否需要擔心中國產業結構在向服務業轉型過程中，服務業占比持續上升是否會無止境的拉低經濟潛在增長率？我們的答案是“未必”。因為“鮑莫爾-富克斯假說”中對服務業沒有技術進步的假設是存在問題的。服務業本身生產和提供的過程中的產品形式有非實物化的特征，因此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測算存在很大偏差，例如忽視服務業本身質量的改善以及服務業的外溢效應就很大程度上導致對服務業生產率測量結構偏低。事實上大量研究顯示，服務業勞動力占比和服務業產出占比提升與實際GDP增長率未必是線性關系， 到達某個時間點之后可以推動經濟增長重新開始加速，從而令服務業在勞動力和產出中的比率與經濟增長率可能會呈現出“Ｕ”型關系，特別是當服務業作為生產的中間投入品的時候。鑒于目前我國產業結構在向服務業轉型過程中與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相關的消費性服務行業發展更為迅速，導致服務業整體勞動生產率有所下降，但我們也看到目前金融、通訊、商業服務等生產型服務業也開始提速。這些生產型服務業不僅本身勞動生產率增長空間較大，而且作為制造業中間投入品，其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也會直接拉動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因此未來我們會看到中國經濟增速在階段性下降之后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維持在一個相對中高速增長水平，如果生產型服務行業發展得到充分發展，經濟增速甚至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回升。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作者：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章俊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9980號
京ICP備12044575號-1
